国家层面,从2019年人社部等多部门联合推动返乡入乡创业,到2022年“进一步支持农民工就业创业”的专项政策出台,一套组合拳正在发力。
地方上,四川、湖北、甘肃等地,家门口的“就业工坊”、返乡创业园如雨后春笋般出现。
这场静悄悄的变革,关乎的不再是简单的“去”或“留”,而是近3亿人能否在家门口,找到一份有尊严、有保障、有未来的工作。
风向确实变了。 以前,农村的年轻人一过完年,就大包小包挤上南下的火车,目的地是长三角、珠三角的工厂。
现在,越来越多的招聘会直接开到了镇上。 2022年,国家五部委明确要求,要“加快发展县域特色产业”,在县城和乡村创造更多“就近就业机会”。
在甘肃定西,像定西高强度紧固件股份有限公司这样的企业,把车间开到了家门口,吸纳了当地大量农村劳动力,其中不少人来自曾经的贫困家庭。
他们不用再背井离乡,在村里种地年收入可能只有两三万元,现在进厂做工,年收入能超过七万元。
这种转变的背后,是产业的下沉和政策的精准滴灌。 国家不再仅仅将农村视为劳动力的“蓄水池”,而是希望通过发展“一县一品、一乡一业”,把产业和增值收益尽量留在县域。
例如在湖北,政府系统性地构建返乡创业支撑体系,设立联络站、建立创业项目库,甚至对优秀的“荆楚归雁”项目给予10万元的资金扶持。
在甘肃,围绕“牛羊菜果薯药”等特色产业建立乡村创业项目库,并通过“静宁果农”这样的劳务品牌,把零散的劳动力组织起来,进行定向培训,提升他们的市场价值。
“家门口就业”听起来美好,现实却比想象中复杂。 第一个难题是“招工难”与“就业难”并存的结构性矛盾。
企业需要的是有经验、有技能的熟练工或技术人才,但留在本地的劳动力,往往年龄偏大、技能单一。
一份地方调研显示,某县外出务工人员中,从事体力劳动的超过50%,而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较少。 这就导致了企业抱怨“用工难”,而农民工又觉得“就业难”的尴尬局面。
第二个普遍的问题是岗位的“含金量”。 很多就近就业的岗位,属于建筑、保洁、家政等灵活就业范畴。
这些工作往往稳定性差,很少签订正规劳动合同,工资报酬有时甚至达不到当地最低工资标准,拖欠工资的现象也时有发生。
关键的是社会保障的缺失,灵活就业人员最需要的工伤保险,目前却无法以个人身份缴纳。 这让“就近就业”的根基显得有些脆弱。
收入,是更直接的比较。 虽然在家门口工作省去了漂泊的成本,但与沿海地区相比,收入差距依然明显。 有地方反映,其月最低工资标准仅为1820元。
新生代农民工对“同工不同酬、同工不同权”的现象更为敏感,这影响了他们在本地就业的积极性。
当一位在浙江智能化工厂的缝纫工,能通过计件和技能补贴月入9000多元时,县城里2800元的月薪,吸引力就大打折扣了。
为了让人们真正“愿意留下”,而不仅仅是“被迫留下”,各地也在尝试破局。 核心的一招是“培训”。
安徽阜南的张虎,失业后通过县里组织的免费直播技能培训,成功转型为直播运营,月收入稳定在5000多元。
国家政策也强调,要围绕市场急需工种,为农民工开展针对性技能培训,并按规定给予补贴。
另一个重点是权益保障。 政策要求,对企业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农民工,要督促企业支付劳动报酬和经济补偿,并持续深化根治欠薪。 对于k8凯发集团大龄农民工,明确要求不得以年龄为由“一刀切”清退。
创业,被寄予了更高的期望。 它被认为是带动就业、激活乡村内生动力的关键。
从国家到地方,对返乡创业的支持是实实在在的:符合条件的首次创业者,能拿到一次性创业补贴;可申请最高30万元的个人创业担保贷款;入驻政府认定的创业园区,还能享受房租减免等优惠。
在甘肃,截至2024年10月底,已为近2000名返乡创业农民工发放了2.8亿元创业担保贷款。 这些钱,正在变成一个个乡村车间、一家家网店、一片片果园。